今年，我有幸在李勇杰教授和王玉平教授的支持下，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交流学习，虽然只是短短几个月，但也感触颇深。

芝加哥大学由约翰·洛克菲勒创办于1891年。芝大对教育观念的“宏观”与实验精神，奠定了它在美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它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更令人瞩目。

医学中心的网络系统非常发达，医生可随时查阅患者现在或多年前的住院和门诊病例资料、影像资料、化验检查等，患者病情变化一目了然。进行临床病例的积累和查阅也无需去病案室查找，无须因为患者遗失病例资料而影响诊治。

相对国内的大型医院，这里的临床医疗任务并不重。在内科系统，医生轮流担任病房主管，每次2周左右，其余时间主要是门诊和科研工作。医院内的科研系统与大学的生物科学系有很好的交流与融合，充分利用了双方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医生新近完成的研究论文常常做成Poster粘贴在办公室门口，供人分享。以神经科为例，每天都有1-2个专业会议，包括病例讨论会、讲座、病例分析等，要求住院医师都参加。每天中午12点-13点都有为住院医举办的讲座，一边午餐一边听讲座。此外每周都有2-3次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肿瘤科、小儿神经科医生参加的联合病例讨论会，大家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充分发表意见，争论的场面是很常见的，但这也恰恰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看似简单的病例报告，一个人遇到的病例，就变成了大家都见过的病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临床病例相对不足的劣势。此外，多中心横向联合的临床科研的普遍开展，更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病例资源。

我的老师Kohrman医生是神经电生理室的主任，在癫痫、EEG和诱发电位等神经电生理检查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在癫痫外科治疗方面，这里与我们研究所最大的不同在于，神经内科医生负责除手术外的所有工作，包括手术病例的筛选、评估，颅内电极埋置方案的确定，颅内EEG监测，颅内EEG判读，功能皮层的电刺激定位，确定手术方案，以及术后的监护，抗癫痫药物的调整，长期随访等等一系列工作。甚至手术前和手术后的谈话，都主要由神经内科医生完成。而外科医生通常只负责手术签字，手术操作和术后1-2天的监护。

癫痫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自成一个学科，需要手术治疗的癫痫只是其中一少部分，而且多是从药物有效逐渐发展成为药物控制不理想的难治性癫痫。因此，由内科医生统领全局，对患者的病情发展、药物疗效等情况了解得十分详细，可以适时筛选出适宜手术的药物难治性癫痫。而且，对于EEG定位、脑功能定位评估、神经心理评估，以及术后长期随访，评估神经心理、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调整抗癫痫药物和其他相关药物，调整生活习惯，调整精神心理等诸多方面问题，均是神经内科医生所长之处。而且，对相当多的患者而言，手术治疗(包括癫痫灶切除和迷走神经刺激术)只是控制或减轻癫痫发作的一种手段，而达不到彻底治愈，需要综合的治疗方案。此外，长期诊治的交往过程中，患者和家属常常对神经内科医生产生很强的信赖感，有很好的依从性，对手术治疗也有更为准确和理性的认识。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弊端。首先，要看神经内科医生对外科手术的认识如何，如果他对外科手术不了解，偏于保守，抵触手术治疗，或者不愿增加工作量来进行术前评估，不愿花时间学习外科的相关内容，或是担心手术疗效不佳会给自己增加麻烦等等原因，他就不太可能积极推荐适宜手术的患者进行外科治疗，可能使患者丧失手术治愈或控制癫痫的机会。其次，这种模式大大弱化了外科医生的责任和主观能动性，只要能完成各种术式即可，甚至具体采用何种术式和切除的范围已由内科医生确定好，术后只要没有手术并发症就算完成任务。因此，外科医生的手术切除范围可能会偏于保守，对癫痫外科的理解难以深入，这样很难培养出优秀的癫痫外科医生。

与之相比，我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癫痫外科医生更全面的掌握了癫痫外科的相关内容，基础更加扎实，可以说是真正的“癫痫外科医生”，而不仅仅是外科医生。当然，这其中的辛苦和付出就尽在不言中了。

文/遇 涛